這應當是我該去買來看的書
簡介中似乎也透露了些訊息
堅定了我們繼續組織團隊的決心
不要因為一時的突發狀況,改變自己的想法

團隊,永遠會比單打獨鬥有力量
(書名目前讓我有點不解,還要看過才會知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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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聯合新聞網╱博雅書屋/提供】 2008.08.14 05:37 pm 
  
 
法蘭克.荀馬赫《少子化:我們社會的災難與危機》
博雅書屋/提供

書名:少子化:我們社會的災難與危機
作者:法蘭克.荀馬赫
譯者:張志成
出版社:博雅書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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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候嚴寒,視線所及盡是白雪。從空中俯瞰而下,那景象好比是一大疊白紙上畫了六個描繪精密的黑色圓圈。這一個個圓代表著營地,是由在此落腳的人克難搭建成的。他們一行共計八十一人,其中包括好幾個大家庭、獨行旅客和幾位熟悉地理環境的嚮導。這些嚮導原訂要帶一行人安然穿越內華達山脈,但如今是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底,移民們卻凍困在某座山的山腳。駕著遮棚馬車的他們,缺乏適當裝備,又遭遇突然提早來襲的冬季,至此已寸步難行,大雪封路,進也不是,退也不得。冰風暴形成旋風,幾乎每天從他們身邊橫掃而過,也埋沒了他們的家當。

山的另一頭有人等著這群移民,左等右等,遲遲不見人影,於是派了一組救難隊伍,但他們也過不去,被迫回頭。救難隊不知道移民們已折損多少牲畜,因而誤判他們的糧食還夠撐四個月。

情勢危急,希望渺茫。數週後,在十二月時,移民當中一小隊人馬離開大家繼續前進,但之後音訊全無。

在這群移民中,有個名叫瑪格利特.律得(Margaret Reed)的婦人,由於飢寒交迫,決定徒步攀越覆雪的山區,突圍逃出去。她帶著十三歲的女兒維吉尼雅、一名僕人和一名嚮導出發,其他三名較小的孩子則託付給其他家庭。然而新來的暴雪一波比一波強烈,律得太太一行人才走沒幾公里就被迫折返。

這一切,宛如邪惡童話成為事實,可怕的魔咒把他們的營地團團圍住,任誰也打不破。

如今我們知道,這個魔咒把那群人困在冰天雪地裡長達六個月,日子一天天過去,他們也一步步邁向離存活所需的絕對底限。

這群人之間上演了一段極其可怕的故事,種種犯罪手法一一出現,甚至有人被殺;也有種種人類偉大情懷一一展現,甚至有人為愛無私奉獻而捨身赴死。

這群人的命運,如今稱為多納隘口悲劇,深深烙印在美國人的記憶裡。

這批移民當初滿懷樂觀上路,他們大部分很富有,祖先是德國人或奧地利人。帶領這群人的是一對兄弟,雅可柏(Jakob)和格奧格.多納(George Donner),兩人都是有錢的地主,這次事件的名字正是取自他們的姓。他們帶著手推車和遮棚馬車上路,備妥大量物質及精神糧食,帶著聖經和歌本,對遠方的加利福尼亞懷著憧憬和夢想。

「我正坐在我們帳棚中央的草地上。」四十五歲的恬森.多納在出發當天寫信給姊姊,通知她:「我們明天前往加利福尼亞,到金山灣去,全程四個月。我們有三輛車,載著糧食、衣物等東西。我下定決心離開,深信我們的孩子會因此受益。」

恬森.多納是老師。她做了很多筆記,計畫寫一本書,紀錄蠻荒西部的植物多樣性。後來她的筆記本失去下落。根據同行的人日後敘述,這本書原訂記載各種植物,但很快轉而紀錄患難時形形色色的人。

可別把這群旅人當作一幫碰運氣的冒險者或淘金客,他們上路開創新生活之前,多半是市民階級、商人。維吉尼雅.律得日後即回憶,父母不僅在馬車上準備了大量居家用品和糧食,更帶了一整座圖書館,裡面盡是世界文學作品。

大家很久不曾提起書這回事了。這群移民還沒凍困在多納隘口之前,早已經歷過可觀的海拔高度,更體驗了空前低潮。夏季時,他們非得通過鹽湖區不可,在酷暑之下,彼此關係開始熔裂,猜忌滋生。他們所走的捷徑後來證明是場災難,因為這條路幾乎無法通行。這下大家恐慌了起來。他們必須在第一場雪來臨之前抵達隘口。

一八四六年十月六日,長途跋涉造成的壓力終於導致第一起命案。年輕的史耐德(John Snyder)遭刺殺身亡。儘管來自德國威斯特法稜的移民柯賽伯格(Ludwig Keseberg)要求動用私刑,將兇手處死,但此事終究以驅逐兇手收場。這群旅人的社會骨架就此顯露,孩子們首當其衝地受到驚嚇。

十月九日開始進入令人恐慌的我行我素階段:一個比利時男性移民,名叫哈德科波,年約六十,與柯賽伯格發生爭執後,被對方踢下馬車。沒有人救他起來,他落後越來越嚴重,最後他索性坐在路邊不走。這一幕並非人人都目睹到,部分人直到傍晚才曉得這件事。他們燃起火堆,希望能指引被踢下車的哈德科波來到營地,但一直不見他的蹤影。隔天,律得太太想去尋找脫隊的老人,便向數名同行者商借馬匹。但詢問每每遭到拒絕,大家的理由皆是但求自保。時間越來越急迫,他們必須在冬天來臨前穿越隘口,因為大家明白,暴風雪來襲時,是毫不留情、毫無預警的。

就這樣,他們一行人拋下責任感繼續前進,全員將近八十人,無人再有心思去讀文學或做植物研究,而文學式的人生旅程譬喻對他們而言突然成了預言:一旦旅程到此結束,他們的生命也跟著到此為止。這足以讓他們陷入日趨增長的恐慌。

接著開始下雪了。他們受困在內華達山脈,方圓百里毫無人煙。日後文獻表示,若他們腳程快上一天,就很有可能走出這片荒地。在這個節骨眼上,人們既要完全靠自己也要相互依靠。

他們是哪些人?有老有少,包括祖父母、孫子女、母親、父親、兒女、姑姑阿姨、叔叔舅舅,此外還有單身漢及獨行客。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獨行男性的比例很高,共有十五人,年紀都介於二十到四十歲之間,他們個個身強力壯,自信滿滿,熟悉西部蠻荒的險惡。若說全團裡面有人冒險犯難成性、想來碰碰運氣或來淘金,那一定都在這群男子裡面。但整個團體裡也有個八歲小女孩一路把木偶藏在衣服裡,到最後都沒被拿去燒掉;也有像六十五歲的格奧格.多納這樣的人,這事件就是以他命名的;還有他的太太恬森.多納,她在整個故事扮演了要角,有些人甚至說,她扮演的是英雄角色。她讓大家看到,一個人為了他人,甚至可以不惜犧牲生命。

我們可以看到:若考量親戚關係、年齡、性別、社會地會和個性,這群人彼此之間幾乎都有某種社會或親屬的橫向關連。從遠處觀察下,我們只能看到一片雪白以及營地標示所在,但我們看見的一切,好比一塊社會微晶片,一顆命運處理器,我們人人都有可能參與其中。

歷史有如角色扮演遊戲。多納隘口也進行了這樣的遊戲。維吉尼亞.律得被困在冰天雪地時無聊得要命,所以她把書讀了一遍又一遍,但她所讀的書後來一本本被燒了,最後只剩一本小說,據她事後敘述,她模仿了這本小說裡的其中一個角色。那是一本類似魯賓遜漂流記的小說,描述一個堅強又有自信的英雄在荒野中求生存的故事。

讓我們也來玩一場角色扮演遊戲。參加的人不止要想像自己身處陌生環境,還要對命運做某種或然率計算。

先挑人物,選出我們想扮演的自信英雄,男女皆可。這個角色,必須讓我們相信他能挨過多納隘口上的寒冷和飢餓。另外,選的時候要當心,這故事到結尾死了四十人。

我們要做些什麼才能在這場遊戲中生存下去?或換個更謹慎的說法:有什麼辦法能讓生命盡量延續下去?在一個社群(Gemeinschaft) 裡面,誰是能信賴的?要做個什麼樣的人?這每一個問題的答案,都可以在多納隘口命運共同體的經驗裡找到。

研究內華達山脈這場悲劇的專家學者,幾乎涵蓋所有學科。有人分析文字記錄,有人研究族譜,甚至有人進行了考古挖掘。但只有一個人,一位人類學家多納德.葛瑞森(Donald Grayson)以我們的角色扮演遊戲為基礎研究了相關問題。 在他之前,沒人提過同樣問題,也許因為沒人料到能從中找到答案。「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恐怖事件當作歷史,而是當作生物過程來闡釋,」葛瑞森問,「那麼我們能從中得知什麼?」

誰劫後餘生?多數人都會猜,活下來的是那十五個男人,那群成年、強健、獨立、單槍匹馬旅行的男性。

英雄這個角色,在我們文化的典型劇目裡總是由單打獨鬥者扮演。不論是英雄神話、我們的教育,還是社會刻板印象,都讓我們以為單打獨鬥者最有辦法克服危機。而這樣的想像,無論談及一百六十年前那個冰天雪地的冬天,還是今天深山車子拋錨時,都會被喚醒。我們會認為獨立自主是其優點,為別人擔負責任必定削弱他的力量。在理想圖像中,英雄總有一天會找到有生殖能力的年輕女性,從此和她共同打拼一輩子。所謂英雄,誠如維吉尼亞.律得所剩的最後那本書所描述,是命運的支配者,是會讓小女生景仰的行動貫徹者。

然而多納隘口事件的發展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這群移民還沒被雪嚇到之前,已經死了四名充滿希望的壯漢。二十五歲的哈洛然(Luke Halloran)死於肺結核,同年齡的史耐德遭人刺死,沃芬格(Jacob Wolfinger)遭謀殺,派克(William Pike)則因一時疏忽被兄弟開槍射死,最後是六十歲的哈德科波扮演了被人踢下馬車的角色。

可以說,真正的災難來臨之前,在那群男性之間已上演了一場死亡之舞。死了很多年輕有為的男性,也死了年紀較大的男性,沒錯,死的都是男性,很多人對此感到驚訝,但葛瑞森對於有人對此感到驚訝更感驚訝。男性之所以比女性早死,是因為他們在數百萬年演化史當中死於無數非自然情況,如謀殺、自殺,交通事故和典型男性傳染病,而在傳染病方面,基因因素和缺乏抵抗力佔了特殊地位。移民隊伍中前五名死亡者,死因也與上述吻合:「五個死亡案例,全是男性,全都死於典型男性死亡方式:傳染病、衝突和暴力。」

由此說來,在我們的遊戲裡(以及現實人生裡),也許不建議大家信賴身強體壯、獨立自主的男性。或者,說不定更糟的是去扮演這種單打獨鬥角色。

箇中原因,讓我們長話短說:全團有十五名獨自旅行的男性,在這些所謂力量和榮耀的化身當中,最後只有三名在多納隘口悲劇中倖存。雖然有幾個人是因為砍柴砍到力竭、在冰天雪地裡狩獵或釣魚而死亡,但這無法解釋為何其他身體狀況很差的男性卻活了下來;也無法解釋,為何有些年紀較長的移民在惡劣的條件下卻活得比年輕男性久。

葛瑞森很快意識到,其中一定存在另一種解釋模式。他分析所有死亡案例,並將死者和生者做比較,結果讓他明白了撐過多納隘口的決定性因素為何:是家庭。也就是說,是和家人一起或是獨自旅行乃是其中唯一決定要素;不但如此,家庭越大,個人的存活率越高,此外一個人堅持下去的時間長短,和他親戚網絡大小息息相關。借葛瑞森的話簡明扼要地說:「一同上路的家人越多,一個人就能活得越久。」 這印證在全團中最年長的人,六十五歲的格奧格.多納身上,他雖然手部重創,相較於其他男性卻活得更久,因為他的太太恬森全心付出照顧他。

「這些團體教導我們,」葛瑞森寫道,「一個社群,即使無法抵禦飢餓寒冷,但仍有能力在家人之間彼此交流,結果會有什麼情況發生。」

一八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,有一小隊救難人員破除萬難,找到失蹤的移民們時,恬森拒絕一起離開。她不想拋下丈夫孤伶伶一個人,於是把三個女兒託付給救難人員。格奧格.多納雖然受傷,且是全團年紀最大的,但有了妻子的關照,也活到了三月二十六日。恬森則只比丈夫多活了兩天。

直到一個月之後,即一八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,移民隊伍最後一員方才獲救。

單身上路的團員幾乎悉數死亡。雖然舉家上路者也有失去家人的,但多數情況宛如奇蹟:家庭當中的死難者,雖盡是老人、病號或小孩,但也存活了頗久。以艾狄一家人為例,他們一家四口,三人死亡;又如葛瑞福斯一家,全員十二人,八人撐了下來;布林一家九口則全都生還。這不是要告訴我們獨行者或不同家庭有何特質或道德價值。經葛瑞森證明,事情並非那麼簡單,這整件事是有法則的。

【2008/08/14 聯合新聞網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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